1949年，蒋介石带领一众心腹骨干如丧家犬般匆忙撤往台湾。
而除了军事亲信，蒋介石还带走了中国近代史上影响破深的十二位历史名人，这番筹划，不可谓不老谋深算。
那么在抵达台湾后，面对这陌生的他乡和艰难的形势，这些名人各自又经历了怎样的沉浮命运呢？
新文学大家郁郁不得志，儒释道三师终生传其教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与他名誉天下的前半生相比，他的后半生可以说是暗淡潦倒。离开大陆后，蒋介石便给了胡适一个让他出乎意料的任务：利用自己的亲美立场去美国民间为台湾当局做政治宣传。
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选择了这条政治路，再是无奈，胡适也只能服从安排。只是，当他站在飞机上遥望故土时，却是没想到这一去，再回来已是九年后。从1949年抵美到1958年返台，这九年间，胡适在纽约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一大家子的开支仅靠胡适短期讲学和演讲支撑还是略显拮据。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胡适也深刻明白了自己身为一介文人在历史浪潮下的渺小与无力。
九年后，胡适终于得以返台，结束了碌碌无为的异国生活。但在台湾养老的四年里，胡适明里暗里承受着来自蒋氏父子的打压，究其原因，竟是他终生所求的民主自由有碍国民党的对台统治。最终，胡适承受不住压力，心脏病发，于1962年病逝。而胡适一生，成也民主，败也民主，令人唏嘘。
（胡适年轻时）
不同于胡适的不得重用，郁郁而终。蒋介石带走的三位儒释道大师的后半生，都在自己的领域为其人生信仰而奔波忙碌。
毕竟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其重要意义于中华民族不言而喻。而作为孔子第77代孙的孔德成也被视为儒学的灵魂传承。孔德成与蒋介石一向联系密切，蒋介石为强调蒋家统治的正统性，在台湾执政期间，亦给予了这位“孔氏后人”足够的尊重。
孔德成终生致力于宣扬倡导儒学，在台时，致力于在各个大学进行儒学讲座，并于2005年被台湾高等学府，台湾大学授予博士学位。而在三年后，这位承荫祖辈，自出生时千军卫产房，成婚时总统致重礼的孔氏传人，因肺炎恶化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而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家学说于国家文化亦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道教第63代天师张恩溥自少年时嗣掌天师道的玉印法剑，便将发扬天师道作为人生信条。
后来国民党败退逃台湾时，面对蒋介石的邀约，一向与国民党往来颇繁的张恩溥也是欣然应约。
1950年，他创建了台湾省的道教会，以此为中心，频繁开展教务活动，并于此后几年里率团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为道家学术的传播不遗余力的奔波着，直至1969年病逝台湾。
（章嘉大师）
除了儒道两位大家外，蒋介石还带走了藏传佛教的章嘉大师。章嘉呼图克图不是人名，而是内蒙古每任活佛转世的尊称吗，他的存在是整个蒙古和西藏的信仰领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蒋介石的此举用意可谓毒辣。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新时代下的川藏人民已不再需要虚幻的宗教领导，他们需要的是能真正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共产党的领导。
之后，失去政治意义的章嘉得以从俗世抽身，潜心佛学研究，于195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理事长，为藏传佛教的继承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7年，这位中国历史最后一位章嘉活佛圆寂于异乡，世代传承的活佛转世制度也因为他那句“生生世世不再转世”的遗言戛然而止。
这三位宗教大师纵使或主动或被动的卷携于这波谲云诡的政治浪潮中，但他们始终都没有忘却自己的人生使命，为之操劳奔波，奋斗终生，为中国宗教事业的传播与传承立下了卓著贡献。
渡海三家精进画技，史学大师忧国忧民
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人才，除宗教领袖外，其实还包括绘画界大拿，如黄君璧，溥心畲等人，而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享誉中外的国画大师张大千。
张大千在离开时，因为形势紧迫，飞机空间有限，只好舍弃了偌大的张氏家族，将他们孤苦无依的留在大陆。只带了四夫人徐雯波和小女儿，还带走了许多自己珍藏的古玩字画。
而对于这些价值倾城的宝物，张大千晚年则是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对于大陆文物界，这也是一次极为可惜的损失。但这位文化名人在离开台湾后，并没有选择居住在台湾，而是定居于南美，并开始了自己一生的创作高潮。
从1956至1966这十年间，张大千以他高超的画技和独具韵味的中式表达享誉欧洲，在西方文化界取得重大成就。但在这位大师的心中，故乡才是他所希望的归途。但鉴于大陆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张大千还是选择返台。
最终于1975年，在各方的积极斡旋下，这位漂泊他乡二十多年的老者终于回到故土，并于1983年寿终正寝。
（张大千）
而与张大千的坎坷辉煌的经历相比，渡海三家另外两位的后半生，则显得顺遂平缓许多。作为宋美龄的国画老师，黄君璧随专机迁居台湾后，于台湾师范大学就任艺术系教授。并继续在现代中国画领域耕耘创作，全力擎起台湾美术教育大旗，被艺术界致赠“画坛宗师”匾额。最终于1990年去世，享年95岁高龄。
而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的溥心畲，作为溥仪堂兄，自舟山辗转至台湾后，便因其清朝贵族身份，数次前往日本，只为找到末代皇后婉容的下落，却终不得所求。最后在67岁时，因鼻咽癌于台北去世，葬于阳明山。
“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与天地，小用者谋计功利”。就算被蒋介石带去台湾，每一位学有所成的大师依旧在自己的领域内勤恳耕耘，为中国文化的建设添砖加瓦，而国学大师钱穆亦然。
抗战爆发后，东三省迅速沦陷，日军来势汹汹，国内形势也越发严峻。钱穆先生眼看着江河失守，百姓无家。不禁深深的担忧着，如果，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国不再为国，那我们传承了五千年的文明又将何去何从？
思及此，钱穆决定以笔为枪，助力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他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汇编于一起，最终创作出了国学巨著《国史大纲》。而这本书的问世唤醒了许多中国人心底的民族大义，为抗战注入许多有生力量。
（钱穆）
后来，迫于大陆复杂政治形势，钱穆迁于香港生活，在此期间，为了防止这片属于中国的土地被西方文化过度浸染，也为了提醒香港新一代年轻人勿忘国本，钱穆在蒋介石的资助下，创建了致力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亚学院，这也是现在赫赫有名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1967年，蒋介石诚邀钱穆前往台湾，而钱穆因与胡适在北大同期任教时素来不和，后北大重建，新任校长为胡适学生傅斯年，因而其未受邀返校执教，自此脱离大陆教育体系已久。
所以顾及蒋介石给予的多次照顾，综合考量下，钱穆选择应邀前往。到达台湾后，对于这位史学大家，蒋经国表现出了相当的敬意，决定由政府出面，为其修建住所，而钱穆则将这栋楼命名为“素书楼”以此纪念自己的母亲。
可笑的是，在钱穆95岁时，陈水扁却以“侵占公共财物”为由勒令钱穆搬出这栋楼。当时，这位令人敬仰的大师垂垂老矣，躺在他乡的窄小房间，他嘱咐妻子胡美琦“别让我留在台湾，记得把我送回大陆。”这最后的遗言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在那一生漂泊，忧国忧民的大师形象背后的，万千迫于时代浪潮远离故土的游子孤魂。钱穆去世后，他的妻子几经辗转，终于让这位史学大师魂归故里。
不同的是前几位大师的文学立足点仅仅只是艺术界，受拘于自己的一方世界。钱穆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他的创作目的不为名，不为己，为的是家国与天下。这位大师真正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散文家闲适度余生，教育者师德传千古
在当时抗日战争，国共内斗的混乱局势下，虽然大部分文人或如胡适般被迫裹挟于政治斗争，勉强自保；或如钱穆般主动忧国虑民，焦心不已。可就在这样的局势下，却有一个人，以其幽默才学而广闻于后世。他就是散文家、幽默大师林语堂。在那样压抑的社会背景下，这位学者的闲适与风趣显得格外突出。他的性格特征除了受父亲影响，更多的是因受西方开放文化的长期接触教育。
少时的神学院求学经历，让他具有开明的眼界，与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里正经刻板的处世之道，他所倡导的闲适幽默虽受当时国内学界左联作家的诟病与不满。但时至今日再回头看，却也不失为一种人生智慧。
（林语堂）
这位散文大家自1936年出国求学，此后人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美国度过，辽阔的太平洋隔开了故国的硝烟与战火，给予了这位学者足够的安然生活。而在这段时间里，林语堂用英文翻译了许多中国传统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出极大贡献。
他也曾自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可以说，他是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发起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大力广邀海外学者来台定居，传承民族文化。而面对蒋氏的邀请，林语堂决定离开美国，返回故乡，与前几位名人不同，林语堂是直接由美国返台。
1966年，林语堂与妻子正式移居台湾，含饴弄孙，养花逗鸟，于晴朗天邀约三五好友，谈诗论作，好不惬意。后经其女回忆，这段晚年时光是父亲过得极舒心的一段日子。在那样沉重的时代，林语堂依然能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也不失为一种人生智慧。1976年，81岁的林语堂病逝，同国画家溥心畲一样，葬于台北阳明山。
而与林语堂相比，另一位出生于旧式官僚家庭的散文家梁实秋少了份闲散自由，更多了些中国传统文人的温厚清雅，从东南大学到青岛大学，再到北京大学，在大陆年间，梁实秋便奔忙与几所高校间，作为教授，勤恳任教；作为学者，埋头创作。
1949年，他随蒋介石退居台湾，就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后又兼任文学院长。一直到1966年退休，可以说，梁实秋做了一辈子教书匠，为中国孕育了许许多多的人才，因而他也被称为教育家.
1987年,这位教育家于台北寿终正寝，人虽离去，但他的《雅舍小品》《实秋杂文》《英国文学史》等 著作却始终留存于后世人心中。
身为胡适的得意弟子，著名教育家傅斯年不同于其老师，他是一个极富主张与实干能力的人。因为早已站队国民党，蒋介石退往台湾时，傅斯年自然随行。而在台湾期间，这位能人也是大展拳脚。
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后，他以极高效率重组教师班子，整顿校风，让学校在短时间内焕然一新。而蒋介石对于这个文化人的本事也是啧啧称奇。可惜长年累月的操劳与身体的肥胖，让这位兢兢业业的教育家还是败与病魔，1950年，傅斯年在上课时突发脑溢血，死在了他最爱的讲台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梅贻琦）
此外，被蒋介石带去台湾的，还有中国近现代另一位知名教育家梅贻琦，如果用一句话来评论其人生成就，那就是“最早带领中国教育走向世界顶级水平”。
抗战时代，梅贻琦用自己布衣之躯，护着摇摇欲坠的西南联大，保住了来日中国的火种。后为了国民党手中的清华基金，梅贻琦不得已南下，到达南京后又想方设法前往纽约。直到1955年，台湾创办“清华原子能研究所”，为了民众生计，支持国家发展，梅贻琦决定返台。 但长久的流离失所已经耗尽了这位大师仅剩的生命力，尽管各方奔走筹款，还是无济于事。1962年，时年73岁的梅贻琦与世长绝。
虽然他掌管清华基金数十年，却在身后毫无所留，唯一留下来的遗物竟是一个详细记录基金用处的破旧本子，事无巨细，分毫未取。
事实上，蒋介石败逃台湾，所带宝物甚多，而其中价值最大的便是这十二位大师。而在台期间，这些大拿们仍心系故土，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回到大陆故乡，看一眼那生养自己的土地。1949年改变的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是无数芸芸众生的命运，抛却历史光环，在那样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这些大师或主动或被动的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许现在会有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质疑他们的动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无论身处何方，心之所向都是那片大陆。
